尚书?大禹谟

先秦•佚名

 

　　他们三人的讨论由禹开始，以舜对禹的赞赏而告终。禹发言三次，其政见可以概括为:在政治伦理方面，无论君臣，都要尽职尽责;在政治原则方面，要顺道而行，除恶扬善;在政治事务方面，要做好各种事务。前两点务虚，后一点务实，虚实结合，建构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施政纲领。这个纲领中的大部分内容，都汇人到历代中国政治信条中了，譬如恪尽职守、正身以德、厚生养民，等等。相对于禹的正面立论，伯益的两次发言各有特色:第一次发言主要在于颂扬尧的美德，为舜和禹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政治榜样;第二次发言的主题可以概括为"为政之禁忌"。

 

　　在此值得注意的是，因为父亲是皋陶，伯益在舜、禹主导的政治体系中，享有比较特殊的话语权。这也许是他可以在舜、禹面前放言高论的原因。这个原因，也许还可以解释，为什么舜与禹之间的对话，他可以参与并自由发言。至于舜的两次发言，都是对禹的认同，体现了长者的宽容与鼓励，至于他的个人观点，则不甚突出，主要是野无遗贤、舍己从众、救济贫苦，等等。

 

　　《大禹谟》叙述的第二件事，是讨论舜、禹之间的帝位禅让问题，参与讨论的也是三人，除了舜、禹之外，还有伯益的父亲皋陶。这次会议，不再"务虚"，而是一场实质性的政治决断，再现了舜、禹之间的禅让过程。此情此景，仿佛尧、舜之间禅让过程的再现。

 

　　《大禹谟》记载的第三件事，是舜让禹去征讨苗民，理由是苗民不大驯服。禹带领各路诸侯，经过三十天的征伐，苗民还是不服。苗民的理由是:尚未晓之以理，便胁之以兵，这属于以力服人，当然不服。正在僵持之际，皋陶的儿子伯益出面劝说禹:"施德可以感动上天，无论多么偏远的人都会受到感召。满招损，谦受益，这是天之常道。遥想舜帝当年，面对父之恶，他常常向上天号泣，向父亲号泣，克己自责，不责于人。他总是恭敬地对待父亲，终于感化了父亲。只要怀着一颗至诚之心，神明都可以感动，何况这些苗民呢。" 禹认为伯益说得对，于是班师还朝。撤兵之后，舜大兴文德之教，并编出象征文德的舞蹈。果然，过了七十天，苗民主动前来朝拜。

 

　　这件事有些蹊跷。其一，苗民之君已成邪恶的象征，上天已经为他定了罪，禹的讨伐属于代天而罚。但是，义正词严的"天罚"，却是征而不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僵持不下，只好收兵。这就说明，奉上天讨伐、奉舜帝讨伐的正当性依据是有疑问的。在一定意义上说，收兵就是对"天降之罪""代天而罚"的否定。其二，通过武力不能征服苗民，在自家门前跳上70天"文舞"就让苗民心悦诚服，似乎让人难以置信。因为，要说施文德之教，这本来就是舜的拿手好戏。舜之为君，本来就是以德正身，以德治国。换言之，注重文德之教，乃是舜的一以贯之的政治原则，任何时候都没有间断。

 

　　对于这一点，苗民想必是清楚的。但苗民并没有因此而归顺。苗民为什么长期抗命、军事征伐也不服，待人家编排"文舞"之后就服了。如果苗民在此时此刻的归顺确有其事，那么，在施文德之教与跳文教之舞以外，一定还有其他一些原因。只是这些原因，不甚清楚而已。

 

　　总结《大禹谟》记载的三件事，可以发现，舜、禹交替时期的朝政，很能是"三驾马车"的状态:舜是资深的政治领袖，禹是候补的政治领袖，但皋陶、伯益家族同样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甚至记录这些言行的人，有可能就是皋陶、伯益势力集团中的人。否则，《大禹谟》中的人物，就不会如此安排了。

 

　　当然，做出这样的推断，是假定《大禹谟》与《尧典》《舜典》一样，都出自虞舜时代的史官。如果它真是后人伪造的，虽然上文的主要结论依然可以成立，但就不能说记录这些言行的人，就是皋陶、伯益势力集团中的人了。